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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上述因素，中国从2015年底就提出要“去杠杆”、防风险，并不断加大力度。但现在回头看，在这一过程中还是存在四点值得检讨的问题：其一，用债务规模与GDP相比作为杠杆率指标本身的准确性值得商榷。GDP是当年新增产值的概念，支持GDP增长的，不仅有债务资金的投入，还包括权益资本的投入，在GDP一定的情况下，债务资金与权益资本对GDP的贡献此消彼长。在这种情况下，债务规模与GDP相比很高，可能权益资本与GDP相比就很低，不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综合观察投资回报率，而是单纯观察债务规模与GDP之比，实际上意义并不大，更不具备与其他国家的可比性。

第二，美股近十年的“长牛”是市场的潜在担忧因素。近十年美国标普500指数经历1996年以来的最强一轮估值扩张，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美股波动率维持高位，美股暴跌风险上升，而这也是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这样来看，权益市场的高波动可能会延续，风险收益比有所下降，但结构上使得市场的关注点进一步指向新经济和高端制造；经济的坏消息则是债市的好消息，债市的交易性机会增加。

早在2016年9月，央行就已下发相关文件即《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6〕261号，下称261号文）。在文件名称上，仅有“进一步”之差。85号文则是261号文的升级版，某业内人士分析称，“85号文”表面上是加强对“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实际上是借机增强清算机构和传统POS机具产业链对条码支付收单市场的话语权和控制力。

2.1.3政府与土地的关系：不依赖土地财政新加坡没有土地财政，土地出让金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比较低。2017年，新加坡土地出让金在政府总财政收入中占比约为12%，若加上房地产相关税收，合计仅为21%。同样是实施土地公有制的香港和中国大陆，土地出让金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比极高：2017年我国地方政府52%的财政收入来自于卖地和房地产相关税；香港为27%。

二、日央行“股票投资”的镜鉴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日央行曾经在商业银行资本不足和通胀长期低迷两种情况下决定购买股票。而这两种情况都不适用于我国。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我国商业银行极少持有存款类金融机构之外的股票，这意味着我国央行没有通过购买股票改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必要。

见贤思齐，最好的学习就是模仿，是什么造就了新加坡高住房自有率的奇迹？新加坡住房制度四大支柱（1）国有为主的土地制度新加坡国有土地占比近九成，政府在土地规划、出让、管理上拥有绝对话语权。1966年颁布的《土地征收法》规定，政府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可强制征地，并限定赔偿款在较低水平，保障政府低价获取大量土地，国有土地占比从1960年的44%快速上升至2006年的87%。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政府以招标和拍卖转让土地使用权（住宅99年）。